圖片來源：余佩樺提供
在香港，你需要時刻惦記你是什麼人、看出別人是哪裡人，才知道別人會怎麼對待你，你要怎麼待人。
2011年，我進入百年歷史的港大文學院，成為作家張愛玲的學妹。自幼生活在單純的台灣，我冀求瞭解這世界更豐富的樣貌。進入大學前，我有一個香港夢，「香港，是世界都會，我要藉由香港，觸及更廣大的世界，」我篤定地對所有人說。
我期望，在東西交會的社會裡，背景不同的人可以通達無阻地交流；我預期，在這繁華似錦的城市裡，見到文化兼容並蓄的迷人風貌。港大兩年，在課堂中我的確與受人敬重的教授問答思辨，也結識在台灣難以遇見的國際友人，他們來自緬甸邊區、斯里蘭卡、科威特、埃及、希臘，我依舊慶幸到香港讀書。
然而，我也發覺，在香港，你需要時刻惦記你是什麼人、看出別人是哪裡人，才知道別人會怎麼對待你，你要怎麼待人。
校園裡，8成學生是講著粵語的香港本地生，儘管香港的官方語言是中英並行，學校標榜全英文教學的國際化環境，粵語講得不好，很難在課後打入本地學生的生活圈。
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。在香港，我作為一個旅人，當我尚無法完全掌握當地人使用的粵語，而需要以國語或英語溝通時，就要先做好心理的防備，以抵禦時常接踵而至的輕視和不耐。有幾次在香港店裡遇到服務員，以為我來自大陸內地，在得知我的台灣人身份之後，驟然撇下輕忽的眼神，轉為熱絡的和顏悅色。這強烈的反差讓人疑惑，同樣是人，為何得到迥然不同的對待？
很難體會，在一個多數人都有移民背景的社會裡，為什麼對於後到的外來者，沒法寬容以對？
相較之下，在我因國際交換學生前往的英國愛丁堡，我記憶猶新，街上行人和超市店員，對於一位提著大件行李、英語還說得不太流利的交換生，親切地伸出援手，給予極大的包容和耐心。在愛丁堡大學的社團裡，我和一群英國同學相談甚歡，一直到臨別時，我才得知其中也有幾位瑞典人、波蘭人和立陶宛人。原來，在這裡，因為興趣就可以聚在一起，不需要知道你來自哪裡。
台灣人總是羨慕香港的富裕，但我在香港第一次隨港大志工隊探訪住在公屋（公共住宅）的長者，卻令我難以想像。
在30層樓的老舊公寓裡，每層樓住著近10戶人家。昏暗的迴廊上，一道簡陋的柵欄就是一個家庭的大門，門外的灰塵可以透過柵欄下的縫隙進入屋內。 僅容側身的空間，住著一位老婆婆和她的照顧者。
婆婆患喘哮病，走動時需要機器協助呼吸，沒錢租輕便的機器，她已經很多年沒下樓散步了。婆婆認為低樓層空氣不好，希望按照醫生建議換到更高的樓層，但是分配公屋的委員會並未批准，因為還有更多人在排隊等待住進公屋。
乘巴士離開之前，我回頭環顧這座山丘，矗立了20～30棟相同的建築。一根根生鏽的曬衣架從狹小的公寓中伸出窗外，凌亂地掛著褪色的衣物。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還有無數山丘，蓋滿了同樣的公屋。
香港人口700萬，只能擠在台北市大小的可居住地，公屋，是港府致力讓所有人都有地方住的福利政策。香港，是大批大批的大陸移民客，所欣羨的福利城市。但，想起因為病痛無法下樓的婆婆、那些活在摩天大樓陰影下的人，我不禁懷疑，在一個人口快速膨脹的小地方，維持一個幸福城邦，是否真的可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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